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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与党的群众工作

作者:文章来源: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  发布时间:2019-08-01 09:45:29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与党的群众工作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部队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通过“扩红”、购买公债、借谷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发动、武装、组织和依靠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筹措战争费用和筹集粮食等作战物资,为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胜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不仅保障了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红色区域,而且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红军战略战术原则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宽广坚实的群众基础。


实行“扩红”运动,组织群众参军参战

    中央苏区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组织形式莫过于“扩大红军”运动。中央苏区成立了优待红军家属局和各级拥护红军委员会、扩大红军委员会、优待红军委员会,慰劳红军委员会、抚恤委员会等机构,贯彻执行扩大红军、慰劳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等项政策。1931年7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要求群众团体努力扩大红军,他说:“乡村中的雇农工会、贫农团,尤其是城市总工会,应该按期调动自己政治上坚定的分子来充实和扩大红军的队伍。把游击队、赤卫队中有斗争历史的积极分子抽调来当红军更有必要,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事实,都可以证明。”

    为了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不断扩充红军部队实力,中共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部队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扩大红军”的决议、通告、训令等文件,通过党团军民合力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基本采用“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的“扩红”路线扩大红军。1928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红军须有广大之工农分子参加,先选拔赤卫队中勇敢分子,尤其是同志加入红军,工人赤卫队分子尤须有多数加入。”9月,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指出:“红军尤要加紧帮助发动群众斗争以取得广大群众拥护。有了广大群众在红军的周围,红军一切困难及本身发展便将较顺利地得以解决。”“扩大红军,在红军中在群众中应该是一个普遍而深入的口号。扩大的路线,应该从广大群众斗争中去取得帮助。”红军所到区域,一般都会举行扩大红军宣传大会,使工农群众认识红军是自己的阶级军队而踊跃参加红军。

    中央苏区最初实行的是志愿兵役制,1932年后,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1932年9 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扩大红军问题训令》要求,“目前虽是自愿兵役,但应立即开始宣传义务军役以准备将来的转变,并使广大工农群众认识当红军不仅是义务,而且是工农阶级的特有权利”,决定让“满十八岁到四十岁之工农群众全体加入”赤卫队,“以建立将来实行义务兵役制。”参加红军成了苏区青年男女义不容辞的神圣责任。

    在扩红运动中打破了群众中存在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消除了“男人走后,家里没有劳动力”的拖后腿的借口,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过程中分发米谷等财物给贫穷的农民,发动和组织群众成立赤卫队等地方革命武装,通过群众大会、标语宣传、走访谈心、典型示范等方式,动员群众尤其是妇女说服和欢送丈夫、儿子参加红军。由于妇女在家庭中与男子关系最为密切,她们若不了解扩大红军的意义和责任,一定不愿意家中的男子离开家庭来当红军,因此,“各级政府应加紧对妇女群众的宣传工作,使广大的妇女群众热烈起来拥护革命,认丈夫男子当红军是最荣誉的事情,督促并鼓动男子离开家庭进红军,了解扩大红军这一任务”。博生县梅江区“七里乡赖珍秀同志,一个人宣传了七个男同志去当红军”。在赖珍秀的影响下,“其他女同志都宣传老公当红军,共有二十四名男同志都是妇女亲自到乡苏报名的……”由于扩红动员群众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央苏区“扩红”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1930年10月,红军打下吉安后,扩大红军8000人。

    为了贯彻落实罗坊会议“诱敌深入”反“围剿”方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在《通告》中提出了扩大红军的具体办法:

     第一,各级政府全体动员,作扩大红军运动。要求各县立即召集各区苏维埃政府负责人会议,各区苏维埃政府即须召集乡苏维埃政府负责人会议,再由乡政府召集群众大会,报告过去错误与今后“扩红”办法。

    第二,扩大宣传工作:1、组织宣传队——挑选观念正确而比较会讲话的人来充当宣传员,分发到各村各户去宣传,人数越多越好,但是要使以训练定期举行宣传会。2、举行化装讲演——组织化装宣传队到各地去宣传,表演各种关于扩大红军及其他革命行动的戏剧,这种组织要以县或区为单位。3、举行扩大红军宣传周——在宣传周内多开群众大会多发传单贴标语。

     第三,举行欢迎欢送红军大会,每当红军过境,政府应领导群众整队欢迎欢送,这样不但可以鼓起群众对红军的信仰和羡慕,并且可以增加红军官兵的勇气。

     第四,设立红军志愿兵招募站,各乡均须设立,鼓动群众报名当志愿兵。

     第五,加紧对少队赤卫队的训练与宣传,区乡政府应加紧这一工作,鼓动他们来当红军。

    第六,实行优待红军官兵夫的家属,现在红军中工作人员,均须一律分给田地,如家中无人耕作,政府必须派人替他耕种,富农不许当红军,必须勒令他帮助红军家属作工,不要使红军家中田地荒废,并且还要随时替他解决困难问题,使尚未入红军的群众见着愿意去当红军。

    第七,欢迎并欢送红军预备军(独立团),每次预备军到前线去时,召开热烈的欢送大会,可能的时候,并派人去送行,赠给物件,别乡别村的预备军,经过本乡的时候亦须举行盛大的欢送大会。

    第八,红军伤病兵回家的须特别优待,帮助他们解决精神物质上的各种困难问题,举行群众的慰问。

第九,红军从前线告长假回家的,要举行欢迎慰问,请他们演说,向群众报告奋斗的经过,表示敬意。

    1933年6月7日、8日,公略县模范师全师加入红军,史载“公略党坚决执行中央局及省委指示,有计划的在党内外加紧模范师的动员,现在全师一千九百余人继续着兴国模范师等的光荣,于六月七、八两天完全集中加入红军了!”在中共江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代表们“纷纷争先恐后的热烈的报名,主席台上纪录报名当红军的姓名真是应接不暇。”到了反“围剿”战争的后期,地方武装更是整师整师地加入红军,像“兴国模范师”、“少共国际师”、“瑞金模范师”、“于都模范师”以及“红军工人师”等都成建制地加入正规红军部队。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问题决议案指出:“一年半来,江西省苏区在剧烈的革命战争中,对于猛烈扩大红军的战斗任务是获得了光荣的成绩,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从去年(1932年——笔者注)七月到今年二月,动员了二万五千七百余英勇新战士扩大充实主力红军,并创造了二十一军、二十二军、独立第二团,这是粉碎四次‘围剿’的有力条件。粉碎四次‘围剿’以后,在红五月,首先从兴国开始创造了空前未有的光荣模范,动员模范师全师加入红军,继而推动了博(生)、胜(利)、石(城)、赣(县)、公(略)、永(丰)六县模范师团,共两万五千的勇敢新战士潮水般的涌进红军去,造成了红五月全省扩大红军的光荣胜利,继续红五月的经验又创造了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县有23万人口,当红军的有8万人。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江西的长冈乡,福建的才溪乡,扩大红军多得很呀!长冈乡青年壮年男子百个人中有八十个当红军去了,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去了。”福建才溪乡扩大红军成绩最好,“主要原因是优待红军家属、慰劳红军工作历来不错。”

    苏区人民群众不仅踊跃参加红军,而且积极支援红军反“围剿”。在创建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进程中,红四军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帮助,军民关系融洽,“民众对于我们,真是和兄弟一样。”人民群众的支持是红军取得反“围剿”战争胜利的力量源泉。在反“围剿”战争中,江西苏区地方武装创造了散整为零、集零为整、扰强扑弱、坚壁清野、避实击虚、打圈子、麻雀阵、钻山主义、跳出打圈、宣传鼓动、敏捷的交通、伴着赤色区域发展扩大分田、消灭守望团、红学会等应敌战术,有力地配合红军作战。1930年11月20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签发《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坚决实行阶级决战消灭敌人》的秘字第一号紧急通告,动员苏区群众做好配合红军作战; 设立兵站,帮助红军输送给养、转运伤员; 建立交通线;组织担架队; 筹备给养; 节省费用; 切实进行瓦解白军等帮助红军御敌工作。宁都、兴国、于都、赣县、吉安、泰和、永丰等县苏区的各级党政机关,立即紧急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将家中的油盐柴米和锅碗瓢盘等日用物资,严密隐藏;将碾米用的砻、碓抬进深山或沉入水塘,并且破坏水源,困饿敌军。11月24日,曾山在通告中提出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应敌战术”:断绝敌人的粮食,使敌人没有饭吃,不打自坍;扰敌的办法是:捉白军探子;捉白军的步哨;偷白军的营;围缴白军的散枪或小部队;斫白军的电线,捉白军的采买兵、传令兵、交通兵;捉白军的宣传员;捉替白军带路送信的反动派;不卖油盐米等物给白军;各办事处、各级政府的指挥机关必须振作精神,站在最前线领导工农群众与敌肉博;各路指挥机关每日都要互相通信报告敌情及行动,要使得各方面消息都很灵通;要使得每个革命民众手上都要有一种以上之武器,个个都能杀敌;组织互济会实行群众慰劳和救济;组织担架队;集中粮食,要做到红军一到就有饭吃;各级政府必须立即派遣可靠的活泼的小孩子、妇女到吉安等地去,按照省政府所指出的办法切实进行白军士兵运动,不要丝毫放松。

    罗坊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实施“诱敌深入”方针,主力撤退到根据地腹心地域黄陂、小布一线集结。1930年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中排村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总前委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起草并向全军和苏区军民印发了著名的《八个大胜利条件》宣传动员材料,核心理念是依靠群众反“围剿”。12月25日,毛泽东、朱德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宁都小布村外河滩上,召开了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为大会亲拟一副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毛泽东和朱德在动员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苏区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歼灭入侵敌人。由于发动和依靠了人民群众,中央苏区军民痛快淋漓地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

    1932年12月26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和副主席王稼蔷(祥)、彭德怀名义发给各作战地域指挥部的密令指出:“应发动群众与合作社储备必要的柴、米、油、盐,红军公谷亦应核价储藏起来,以便红军经过或驻扎时,贱价卖给红军,在这些路线上的军事征发(如担架、运输、交通、慰劳、照护伤病兵等),各作战地域及分区应自定切实的分配计划。”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地方群众武装“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有相当的成绩。”独四师和宜黄、乐安、永丰、南广各独立团及各小游击队,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恐吓敌人等,均有相当成绩。自红二十一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东陂、黄陂作战的前后,游击队等起的作用很好,敌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乐安前进时,前后侧方均被我许多小游击队包围着,我主力军袭击时,敌人仍误认为是小游击队,遂造成了主力红军歼敌的成功。作战时,我游击队等在敌人侧背后参加了战斗,获得了俘虏及枪、炮、子弹与自动步枪,他们极高兴;敌人相反,极恐慌。作战后敌人遇着游击队又误认为是主力红军,步步防守,天天露营,占领阵地,疲劳不堪。此时游击队更为活动。军区及地方赤化工作,虽说成绩不很好,也做了一些,“群众站在我们这一方面。”东陂、黄陂均为宜黄县苏维埃及独立团所占领,封锁住了消息,决战区域内均无反动势力为难红军,给了红军这些有利条件。江西苏区劳动与战争委员会在东陂一带作战中,“动员夫子收购粮食、搬运伤兵、管理俘虏,取得了不少成绩。”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曾参与对苏区“围剿”的十九路军战士深有体会,他们在战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谈道:“江西的民众都是赞助红军的"当红军从某地撤退时,当地的民众便完全跟着他们跑掉,等我们到达该地方时,他们已去的无影无踪,所有的粮食也都带走了……与红军作战非常困难,因为我们得不到米盐油等吃的东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胜利经验时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于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这就是根据地的条件。……当敌人大举进攻红军时,红军总是从白区退却到根据地来,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根据地的边缘区和中心区,也有区别,对于封锁消息、侦察、运输、参战等事,中心区的人民比较边缘区为好。”


通过购买公债运动,发动群众筹措战争费用

    除了发展国民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在战争中筹款、税收等筹集经费外,中央苏区还发行了两期革命战争公债,一次经济建设公债,发动群众筹措战争费用。人民群众踊跃购买并积极退还公债票,为社会保障积累了大量资金。1932年6月,为保障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动员广大群众在经济上帮助和保障革命战争的经费,特举行募集短期的“革命战争公债”六十万元,专为充裕战争费用,以半年为归还期,到期由政府根据所定利率偿还本息。第一期发行的短期革命战争公债票除以十万在湘鄂赣省发行外,在中央苏区共发行五十万元,分五期发行,每期十万元。其分配情况如下:“红军共四万元;城市商人共六万元;各县共三十九万元;党团政府共一万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四号《关于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号召:“在全苏区募集“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六十万元,使广大工农群众在经济上来动员帮助红军,保障革命战争的经费,不受任何困难和阻碍。”“各级苏维埃政府须依靠于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互济会及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的帮助,务须六十万公债票推销,能定期以内超过规定的票额。”各级政府发动群众积极推销公债,江西“全省推销第一期公债票三十六万七千一百零五元五角。摊派各县推销都是酌量各县地域的阔宽和革命历史的新旧来决定推销数目,推销公债票的方式,都是以革命竞赛,鼓动群众自动的迅速购买公债票。”各县推销第一期公债票的数目如下:兴国,五万五千六百元;雩都,三万一千元;胜利,二万九千元;永丰,二万二千元;公略,二万九千元;万太,三万零六百元;赣县,三万六千元;宁都,二万00四十五元;会昌,三万五千元;南广,一万六千元;石城,一万一千九百六十元;乐安,七千元;安远,一万元;寻邬,一万元;宜黄,四千元;信康,九百零五元五角。

    红军部队热烈推销公债。《红色中华》报载,红军独立第四师按规定只须推销革命战争公债券600元,但广大官兵踊跃热烈购买,不仅完成了规定数目,而且大大超过了,已经推销了700元,照此情形,推销数目肯定要超过一倍以上。中央印刷局工人自动提议最低限度是每个工人拿出半个月的工资来购买公债票,甚至有的愿将全月工资全数购买。中央政府工作人员决定每日抽出伙食费一分,帮助革命战争。无线电工作人员拿出一部或全部的津贴费。国家银行工作人员节省伙食费,不分伙食尾子。外籍红军拿出自己的公谷费购买公债。少共中央局及通讯学校的工作人员自行种菜、砍柴、养猪以节省更多的伙食费认购公债。苏区农民则普遍以谷子折现购买公债。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下,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发行超额完成。

    同年10月,为了保障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完全胜利,中央政府再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一百二十万元,“专为充裕战争的用费。”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从1932年11月1日开始分五期发行,至12月1日止。债款分配数目为:商家15万元;各县98.6万元;红军6万元;党政团体0.4万元。第二期革命战争短期公债虽未明确说明用于社会保障经费开支,但可以肯定有一部分确实用于优抚红军、救济困难群众等社会保障经费开支。

    1933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瑞金、会昌、于都、胜利、博生、石城、宁化。长汀八县苏维埃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及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的建议,作出《关于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决议》,决定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三百万元,准许购买者以粮食或金钱自愿交付。同时颁布的《经济建设公债条例》规定:为发展苏区的经济事业,改良群众生活,充实战争力量,特发行经济建设公债,以三分之二作为发展对外贸易,调剂粮食,发展合作社及农业与工业的生产之用,以三分之一作为军事经费。公债以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及其他国营企业所得利润为付还本息之基金。公债准许买卖抵押并作其他担保品之用。“购买本公债者,交谷交银,听其自便,交谷者谷价照当地县政府公布之价格计算。”作为中央苏区重要战略侧翼的湘赣革命根据地,省苏在群众要求之下,“决定补发公债二十万元,这批公债是用在对外贸易,粮食调剂,创办合作社等事业的建设上面。”与中央苏区连在一起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省苏第二次执委扩大会决定发行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公债十万元,“其用途以百分之八十作为决战经费,以百分之十作为开展经济建设之用,以百分之十用于救济避匪的革命群众。”用革命战争公债的10%用于救济避难群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算少了。“第三次公债除了为红军筹集军费外,再一个重要目的是解决粮食问题。”除了战勤保障外,生活救助始终是重要问题,解决军民的粮食问题成为生活救助的关键。

    经济建设公债发行以来,各地迅速掀起认购热潮。“凡是动员方法好的地方,广大群众热烈起来拥护公债,如瑞金的云集区,福建的才溪区、红坊区等都是好的榜样。”由于根据地工农兵群众的积极支持,踊跃认购,仅半个月的时间,“发出一百二十八万元,比原定数目超过八万余元。”中国店员手艺工人工会举行筹备会上,号召会员退还前所购买的第二期公债票,不要政府还本,将这笔款项去充实革命战争的经费。江西省九县区以上苏维埃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和中央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会议全体代表以及红军指战员都纷纷写信给中央政府,要求再增发二百万元经济建设公债。江西省九县区以上苏维埃工作人员查田运动大会全体代表给中央政府写信请求再加发二百万经济建设公债,信中写道:

    中央政府:

    九县查田运动大会详细的讨论了查田运动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一致拥护中央政府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发展苏区经济的突击计划,在半年之内完成每乡一个粮食合作社和一个消费合作社以抵制投机商人对于广大群众的残酷剥削,发展整个苏区的经济以抵抗敌人的经济封锁,为了要完成这一当前重大的任务,大会一致建议请求中央政府发行五百万经济建设公债(除原发三百万外,再加发二百万)。一方面充裕红军给养,一方面发展经济建设,更加改善群众生活,省苏根据大会这一建议特转呈中央政府请求予以批准并请早日发行,以便发动广大群众推销。此致赤礼!

                江西省苏主席  曾  山

                 副  主  席  陈正人、吴家俊

               七月二十五日

    江西省苏的请求虽未得中央政府的批准,但确实代表了以江西省苏为代表的各级地方政府对发行经济建设公债的巨大热情,也反映了广大苏区军民对于认购经济建设公债的无比渴望,折射出经济建设公债发行的顺利推销的真实情形。中央政府并未追加公债发行,说明了苏区政府对公债的发行是采取节制谨慎的态度,本着爱惜民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从革命战争和苏区社会建设事业的实际出发,充分体现了苏区经济建设公债的人民属性,这与国民政府滥发公债、借机敛财是根本不同的。

    人民群众不仅积极推销公债,而且自动退还借谷票,支援革命战争。史载“苏区广大群众,为着充裕革命战争经费,自动的退还了借谷票,造成热烈的运动,得到实数一百万以上的成绩。”“兴国全县一九三三年六月份上半月四个区的统计,退还公债有二千八百七十八元六角九厘,最多是城岗区有一千八百七十六元六角九厘。退回谷票有六万五千二百五十九斤,最多是东江区有二万七千五百十斤。”1933年下半年,公略县认购经济建设公债达58266元。截至1934年2月,“各地承认推销的公债早已超过了三百万。”


通过借谷运动,依靠群众筹集粮食等作战物资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由于未发动群众筹集粮食,有的红军部队战前给养发生了困难。“给养没有充分准备,以致作战时有些部队两天没有吃饭。”第四、五次反“围剿”时,由于主力红军及地方武装队伍成倍地增加,粮食的供应更感困难。解决红军部队的粮食问题成为当务之急。

    在准备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紧急通告,要求各地集中粮食,“要做到红军一到就要有饭吃。”在进行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粮食工作时,红军总部和地方政府派出许多政治工作人员到各县、区筹办粮食,首先解决吃饭问题。1931年1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专门就红军粮食给养问题,向各县、区发出通知,要求:“红军到达何地,即由该地政府很迅速的将米食付与红军,此项米食可将当地收土地税,或粮食调剂局的谷子先行付出,并将数目报告县苏,以便向本政府核算。”同年4月,闽粤赣省委为了解决红军给养还缺少两个月粮食的困难,发出《赶快采办粮食供应红军紧急通知》,提出了采办粮食和及时供给红军粮食的具体措施:第一,在各县、区的重要交通要道成立粮食站,一方面负责粮食的集中,另一方面在红军来往时,做到及时的供应。第二,由县、区苏维埃政府筹借一笔款子,派专人到各地收买米谷,其中包括从白区购买。第三,必要时向富农借粮食。第四,发动群众节省粮食,要求每人自动省米三升,并把省出来的粮食便宜卖给粮食站,供给红军。1931年5月5日,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名义发布的红军第一方面军训令指出:全体红军在不妨害作战及警戒时,理应立时派大批能栽秧耕田的同志,在各驻地帮助农友栽秧耕田,务于最短时期中将苏区所有田地栽完种完,以便作战及秋收食粮有着。若遇有白匪骚扰不能栽秧的地方,应派兵游击掩护栽种完毕。应早为筹备种各种蔬菜、瓜类及豆麦等类,以应急需。红军遵令就地义务帮助农民栽秧耕田,不吃农民家里的饭,不要任何酬报,态度十分和气,为反“围剿”战争准备粮食给养。1933年3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就革命群众借谷供给红军问题,发出第20号训令,规定:借谷要先宣传,讲清办法,坚持自愿,禁止不做宣传而用强借摊派的办法;借谷要从实际出发,决不能普遍一律,借多借少视产谷多少;对借出谷子的群众要发给借谷票,借谷票于当年下半年可用以抵缴土地税或作价付款。

    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中央苏区政府开展了以收集粮食为中心任务的借粮、购粮、公债粮、税收粮以及节省捐献粮等为主的群众性收集粮食运动。其中有三次规模最大,第一次从1934年1月至3月,春季收集粮食50万担,这次收集粮食是以征收土地税粮和推销公债粮为主要内容;第二次是同年6、7月间,夏季收集粮食25万担,其中从开展群众性的每人每月节省3升米中节省捐粮7.5万担,没收征发地主、富农粮食7.5万担,向群众借粮10万担;第三次于同年7月至9月,秋季收集粮100万担,其中向群众借60万担,征收土地税粮20万担,收购粮10万担,以及没收反革命分子的谷子等。总之,为了保障红军粮食的供给,从1934年1月至9月共收集粮食180万多担。保证了红军能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一支撑达一年之久。遵义会议对这一时期的粮食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党在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下,解决了前方红军财政上的、粮食上的与其他物质上的需要。”

    从土地革命中获得土地的农民群众积极地参与了借谷运动。1933年 5月,中央苏区江西省的群众一次性借给苏维埃政府谷子328324斤。1934年 5月,中央苏区少年先锋队(还有三分之一的未统计)慰劳红军的物质包括:米158367升,谷子53296升。有一副农民挑粮漫画题字写道:“推着挑着千担万担卖给苏维埃政府供给红军去吃!”在苏区出现了“扁担弯弯一行行,千箩万担送公粮”的壮观景象。由此可见,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是一个全民总动员的人民战争,党的群众路线发挥了巨大威力。

    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的群众工作,不仅保障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巩固了红色政权,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而且和苏区精神的孕育生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以及苏区各项建设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中的群众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对当前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仍然有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宝贵精神财富和优质教育资源。


作者简介:黄惠运,男,1962年生,江西吉安人。历史学博士。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研究员、庐陵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工作

编辑:政治处    

文章出处:转自: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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